蝶恋花·师德

谁道岁月漫青蔻？冬去春来，丹心还依旧。

日日书香沁如酒，勤奋镜中人消瘦。

河畔北镇苑上柳，排难去愁，仁心年年有。

黄河三路盈满袖，桃李芬芳苦寒后。

冯义生，1952年毕业于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山东大学迁往济南，医学院独立建制为青岛医学院。冯义生的工作轨迹也随之转变。他成为青岛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的助教，1962年，晋升为讲师；17年后，晋升为副教授；1986年晋升为正教授并超龄工作9年半，直至70岁才离开工作岗位。

经历了山东大学医学院、青岛医学院、青岛医学院北镇分院、北镇医学院、滨州医学院不同的发展阶段，他始终不计个人利益得失而勤奋工作，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世人，他对学校的热爱经历越久，愈发弥新……

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回迁青岛，当时，医学院是国立山东大学新设的学院，师资、设备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在艰难的发展环境中，边筹备边招生。当时驻青美军占据山大的一部分校园，校舍拥挤，医学院校舍确定在德平路五号（现青岛四中），计划1946年首届招收50名学生，学制六年。

经过严格的笔试、面试，冯义生从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山东大学医学院的第一届学生。

冯义生自豪地告诉记者，他至今清晰记得，到校面试时，曾是国际科学家爱因斯坦助手的王普老师对他进行了口语面试。

虽然当时的教学条件艰苦，但学习过程却非常严格。医学专业的学习任务尤其繁重，而且没有中文教材，都是通用英文教科书，上课的老师大都用英语讲授专业课。但是，冯义生聪明好学，还是能基础时间在课外参见学校的一些活动。由于自幼爱好美术，并有一定的基础，他在学校承担了黑板报、宣传栏、漫画、标语等宣传工作，这些也为其以后在学校编写教材，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六年严格的学习过程中，冯义生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并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成为山东大学医学院首届毕业生。

1952年，冯义生毕业后同留在寄生虫教研室担任助教的曹承琪老师喜结连理，从此两人相互辅助，一起为我校寄生虫学科建设和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1956年3月12日，教育部以(56)农阳字第203号文批复同意国家卫生部关于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暑假独立建院（定名为青岛医学院）的意见，院址设在已撤销的原青岛工学院院舍（黄台路、松山路及该院其他各处教工宿舍）。国立山东大学成立了医学院独立建院筹备组，经过积极筹备，青岛医学院行政机关于8月中旬即迁至黄台路10号办公，五个年级的760余名学生分别安排在江苏路、黄台路、龙口路三处。

9月3日开学上课。9月29日，在青岛第二体育场隆重举行了独立建院庆祝大会。院党委决定将这一天定为青岛医学院的校庆日。徐佐夏任青岛医学院第一任院长，崔戎任党委书记。冯义生对这些至今都印象深刻，说起来如数家珍。

当时学校的办学条件依然艰苦，当时寄生虫教研室只有马贤成一位教授。另外叶衍知和冯义生、曹承琪等三位青年教师（助教）。但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冯义生和同事们一起开启了医教路上的再一次拼搏奋斗！

1958年，冯义生到上海第一医学院进修一年。在上海进修专业学科阶段，冯老师积极参与寄生虫学界国际名流的教学授课和学术活动。如冯兰洲、赵慰先、何琦，苏德隆，龚建章，毛守白等教授名家。其中，徐荫祺教授亲自讲授寄生虫标本制作技术。叶英教授讲原虫课，借给美国原版书籍……，这些都让冯义生受益匪浅。回校后，他继续钻研，虚心借鉴国内知名专家的已有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地上不断开拓创新，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学术水平。

1962年，经过在教学科研方面的刻苦努力和优秀成绩，冯义生顺利晋升为讲师职称。

1970年，是冯义生工作生涯的又一次转折！为了响应党的号召，青岛医学院整体搬迁至北镇。冯义生和曹承琪老师抛下正在上中学的两个儿子，独自带着刚上小学的女儿来到北镇。曹承琪说，当时两个儿子都已长大，可以料理日常的生活起居和学习，但女儿年龄实在是太小，只能带在身边。

由于当时教学条件简陋，旧教材已不能使用，冯义生和同事只有亲自编写教学新讲义。教学初期，学校分派冯义生负责准备并兼职刻印。另有一位老教师和一位图书馆老职员帮助刻写。在人力不足却日期紧迫的情况下，教材刻写任务难以完成，冯义生就晚上通宵加班赶制。中间，他又辗转奔波，联系纸张等材料。因为学校刚刚搬迁，后勤设施并不齐全，纸张非常缺乏。冯义生就自己跑到当地的卫生学校，借用纸张，满足油印的需要。

纸张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讲义中有大量复杂的插图需要高水准刻画，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但是，这没有难倒冯义生。在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的实践锻炼让他的绘画技能得到进一步提升。用他的话说：“只要我自己会的，就没问题，无非就是我自己辛苦点，多干点活而已！”于是，冯义生又为自己添加了一项工作任务，对解剖插图进行准确刻画，一笔一画，丝毫不马虎。

为了排版时及时校对，不耽搁印刷，冯义生不畏路途艰辛，又去惠民驻点两个月，随时校对改正，保证了印刷的进度，直到教材成功印出。

说到这一刻，他开心地笑了！

在完成人体寄生虫学教学任务的同时。冯义生还承担部分夜大和护校的课程。在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冯义生所在的教研室仅有4人。冯义生夫妇、一位青年教师，还有一位技术员。开课不久，青年教师因患肝炎，休假两个月。“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们教研室承担的课程任务可是异常繁重：每周两次一百余人的本科大班课，四次小班实验课，还有两次晚间辅导，加上护校一个班级的课程。这些，全部压在冯义生夫妇身上。他们两个没有退缩，在教研室技术员的协助下，圆满完成任务。冯义生回忆道，在最累的时候，一个人曾上午两节大班课，结束后接着进行两节实验课，下午再上两节实验课，到了晚上，嘴部肌肉都痉挛。

当记者问冯义生，是什么信念让他们在那么繁重的任务下支撑下来？他郑重地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条件再艰苦，他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只要学校需要，就会不顾冲上去！”说完，他又强调：“这不是唱高调，说好听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不在那个年代生活的人很难明白！”是的，这的确不是唱高调，因为慢慢积淀成的“滨医精神”说明了一切。能够延续并成为一种传统和精神，这肯定不会是一两个人的事情，需要集体的共同努力！

1973年，学校响应上级号召实行“开门办学”政策。各校纷纷带领学生下到农村去开课，将课堂开在田间地头。寄生虫学课程也不例外，全部教学任务都是安排在乡间，借用小学房舍、黑板、桌椅，进行授课。由于医学教育的特殊性，这样的教学方式完成后，教学效果并不好。但是，毕竟当时是大趋势，并没有人提出异议。这个时候，冯义生站了出来，他对当时学校的教务处处长孙墨林对下乡教学方式的弊端进行了诚恳分析，提出了如下建议：一是医学教育不可能下农村完成，因主课解剖学，尸体不能下乡。病理学病理标本，生理学动物实验，仪器设备都不便在乡间进行。仅靠寄生虫学、中医和外语课程不足以支撑起医学教育的大局。二是汽车运输显微镜，玻璃标本，挂图，长途颠簸，上下装卸过程中很容易损耗破坏器材。尤其乡间尘土飞扬，很容易对显微镜的质量产生损害并影响观察效果。三是建议我们充分借鉴其他学校的成功经验后，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来实施“开门办学”。

孙墨林回到学校后，将冯义生的建议向校领导做了汇报，得到校领导的认可。最终，保护了学校相关标本、仪器，同时，也保证了学校的教学质量。而这些，都得益于冯义生的大胆直言和清醒的判断。

除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冯义生和曹承琪还承担了大量的科研工作。由于当时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寄生虫灾害，并且情况比较严重，迫切需要进行科学研究以制止寄生虫灾害。但冯义生和曹承琪所承担的科研项目大多没有研究经费，没有稿费报酬，更无高精尖仪器设备，仅有的研究器材是两架进口显微镜，连无菌室也要向微生物教研室临时借用。就在这样艰苦的科研条件中，冯义生和曹承琪坚持进行寄生虫的研究，成功解决了青岛肉类加工厂在肉类中存在裂头蚴的问题，还进行了裂头蚴冷冻致死的研究，为青岛肉类加工厂生产安全的肉类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科学保障。

冯义生不仅帮青岛肉联厂成功解决裂头蚴，还积极研究，学以致用，成功对沿岸海水污染虫卵的问题作过调查研究，冯义生夫妇协助青岛卫生防疫局对人体铁线虫进行了鉴定。而后，冯义生夫妇趁热打铁，先后对蠓类、结膜吸允线虫、畸形的鞭虫卵、畸形的蛔虫及罕见病例进行了科学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及时应用于实践，解决了当时的一些寄生虫难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冯义生说，在平时的工作中，我们一边教学、一边科研，靠学识，和敬业精神，依旧能在较差的科研条件中研究出解决问题的成果，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一种幸福，也是我们滨医人的一种习惯！

采访即将结束，记者完全沉醉在冯义生所陈述的往事里，深深地被滨医人以苦为乐、敢于拼搏的精神所感染。冯义生自1970年10月底与北镇正式结缘，直到1995年以70岁高龄退休，二十五年的酸甜苦辣，奋勇拼搏，何止是一个“敬业”所能概括！他们对学校的感情不仅仅是因为工作的性质使然，他们自己与学校的发展早已难分彼此，相互交融和融合，并成为一体。这种交融，恒久而深刻！

最后，冯义生告诉记者:“再回首，学校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真心希望滨医人继续加倍珍惜良好的发展机遇，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再上新台阶。”话语间，字字清晰干脆充满力量，记者分明看到他眼里的坚定与期望。